自晚清的国门被迫开启以来,由于应战者借以谋求自强的武器,反而必须谋之于外部的挑战者,遂使新一代学术大师的标准,也从以往单纯时间性的“博古通今”,扩充成了如今空间性的“学贯中西”。如再从积极的角度来评估,在日益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中,中西这个界面也就从冲突的焦点,反而转变成了学术上的制高点。而浙江大学所以要成立中西书院,也正是鉴于“中西”这两个字,已成为领先学府的主要标准,和国际视野的基本标志。而本着此种认识,我们在这个新创的学术机构中,也便可更加专注于文化间的、特别是中西间的持续对话,从而既去警惕文明冲突的破坏性,也来憧憬文化交融的生产性。
恰是文明间的这种生产性,反使我们借助于空间性的中西,得以转而畅想时间性的向上跃升。如果欧亚大陆的四大轴心文明,过去是受到了来自地理的限制,不得不在有限的传播过程中,两两捉对地杂凑起了“两希文明”,和佛教中国化与儒学印度化,那么,我们如今则可突破这种地理限制,借助更方便迅捷的文化传播,去进行中国与希腊之间的合理对话了。甚至,如果我们的运思足够透彻,这种对话还应表现为“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这既意味着我们经由批判的比较,剥离了依附在宋明理学上的印度宗教,也意味着我们通过知识的考古,去除了夹杂在西方文化中的希伯来神学。
基于这种理念,在刻在书院门侧的楹联——“日就月将学究中西”、“朝乾夕惕思通今古”中,就隐藏着我们的那个院训——“学究中西”与“思通今古”。作为念念不忘的座右铭,它时刻提醒着本院的同仁,要将日常进行的学与思,全都瞄向一个高远的目标,那就是攀越由中西阶梯所支撑的、人类迄今尚未达到的“文化高度”。如果以我惯常的用语来描述,无论遭遇了多少血与火,只要华夏历史不至于戛然而止,而中国文化也终将命不当绝,我们这代学人的文化使命,就只能是在杜鹃啼血般的追求中,去推动它递进为“中国文化现代形态”。这意味着,落成于这块土地上的文化模式,终将既属于标准“现代”的,由此显出对于全球化的有效适应,又属于典型“中国”的,由此显出对历史传统的充分激活。
愿普天之下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都能加入与襄助我们正投身的事业! 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