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是刘迎胜教授在长期深入研究我国古代与亚洲文明之后，将诸多学术研究成果收集、整理，最终编纂而成的。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徙多河考、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早期的察合台汗国、古代东西贸易中的中国陶瓷、中国古代图籍中的亚洲海域等十二章，可以帮助读者对亚洲文明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书中还大量引用了翔实的史实资料，在为研究结论提供充分佐证的同时，也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一领域的宝贵财富。
精彩试读：
古代中原与西域间的玉石之路
玄奘把徙多河与黄河挂钩的做法，不禁使我们想起古人也曾经认为黄河起源于昆仑。黄河是古老中原文明的母亲河，古人曾竭力想知道其源头何在。古籍曾笼统地提到，黄河源于昆仑，并把原本是内陆河的塔里木河误以为黄河上源。这种谬说本不值一驳，但是追寻这种谬说的形成历史，剖析其产生的条件，淘洗出其中包含的相对真理，却使我们看到，认识塔里木河这条养育了西域古老文明的河流，是经历了一个极长的历史过程的。
《山海经》卷2《西山经》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又曰:“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尔雅》释水:“河出于昆仑虚，色白。”汉武帝初年成书的《淮南子》云:“河水出昆仑东北陬”，“河水九折注海而不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
张骞凿空以前，中原与西域已有往来。先秦中国对西域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采玉有关。成周之会，莎车、月氏等以橐驼、白玉等物为献。夏伦教授（Gustav Haloun）早已注意到史籍所记公元前4世纪月氏向中原贡玉事。《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西行云:“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穆天子至昆仑之丘的“珠泽之数”时，当地人“乃献白玉石”。同书卷2、卷4又曰，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山海经》称，昆仑之西“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又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1976年对殷墟5号墓进行发掘，墓主是殷王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妇好。这个遗址共出土玉器755件，另有一些穿孔玉髓子圆片及玉器残片未计入内。这批玉器中的约三百件先后经由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家鉴定，初步结果是，其中有青玉、白玉（内有极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糖玉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白玉，青白玉很少，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上述玉料按现代科学分类均属软玉。软玉是透闪石和阳起石的隐晶质，致密块状集合体，有光泽，略透明。和田玉既可开矿挖掘，也可以在河谷内采集。开矿所得的，文献上称山料，在河谷内采集的称为籽玉。这次鉴定的青玉中，有一些带玉皮和“石根子”，玉心部分精料并不太多。推测当时除采集籽玉外，也可能采掘接近地面的玉矿。
1949年前李济曾鉴定殷墟出土有刃石器444件，其中有玉7件，他认为它们不像于阗玉，也不像西南玉，都是南阳玉。韩斯福（S. Howard Hansford）也曾考虑“台北中央研究院”博物馆内殷墟出土的玉象的质材是南阳独山玉。但夏鼐已指出，李济的论文既“没有说明南阳玉在矿物学上是什么矿物，同时似乎也未经科学鉴定”。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等3位学者提到，殷墟妇好墓中有40余件玉器，“其中多数与现在辽宁岫岩玉接近，少数与河南南阳玉接近，极个别与新疆和阗（田）玉相似”。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否认妇好墓中有和田玉。岫岩玉与和田玉属于不同的矿物。组成岫岩玉的主要是蛇纹石。按上述300余件妇好墓玉器的鉴定结果，与这些过去的鉴定恰恰相反，只有3件嘴形器质地近似岫岩玉，另有一件玉戈，有人认为像南阳独山玉。
中原人喜用和田玉的传统，至汉代也没有改变。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培善在研究满城金缕玉衣时，对玉衣的玉质进行了化学分析，断定不是岫玉而是软玉。当他把化学分析结果同已知产地的软玉比较时，又发现很像和田玉。由此推测出玉材可能来自新疆和田。由此我们可知，古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这种玉石贸易，必定是十分频繁的。
先秦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尚不足以支持人们对黄河源作科学考察。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探索了“黄河重源说”产生的原因。笔者打算补充的是：古代携玉来中原贸易的西域人和中原赴昆仑的采玉人，一定对自西向东流淌的内地的黄河和西域的塔里木河产生过某种联想。古代西域最著名的玉石产地是于阗，从汉代把阳关一带称为玉门这一点推测，当时的玉石之路取道于河西走廊。英国学者贝利已注意到“玉门”这个地名，与古代于阗与中原的玉石贸易线的关系。取道河西走廊，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是中原和于阗之间往来的最便捷的路线，而又恰恰偏离黄河源。我们推测，古代人类简单直观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把眼前的自西向东奔流的域外大河，与自己故乡的那一条朝同样方向流去的大河联系起来，自然地产生塔里木河和黄河是同一条河的概念。此乃前引《水经》“河水昆仑虚，在西北……出取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之所本。
笔者认为，昆仑之玉主要指于阗玉。估计当时往来于途的采玉携玉人，多沿塔里木河的南源于阗河谷行走或泛舟。故而古籍中一再说黄河导源于昆仑之丘，即《汉书·西域传》提到的“多玉石”的于阗南山。塔里木河有两条主源，其一是前述之于阗河，其二是今叶尔羌河。从玉石贸易的角度看，古人的河源乃指于阗河。叶尔羌地方出玉一事，估计汉代以后才广为中原所知。
《山海经》卷2《西山经》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又曰:“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尔雅》释水:“河出于昆仑虚，色白。”汉武帝初年成书的《淮南子》云:“河水出昆仑东北陬”，“河水九折注海而不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
张骞凿空以前，中原与西域已有往来。先秦中国对西域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采玉有关。成周之会，莎车、月氏等以橐驼、白玉等物为献。夏伦教授（Gustav Haloun）早已注意到史籍所记公元前4世纪月氏向中原贡玉事。《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西行云:“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穆天子至昆仑之丘的“珠泽之数”时，当地人“乃献白玉石”。同书卷2、卷4又曰，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山海经》称，昆仑之西“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又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1976年对殷墟5号墓进行发掘，墓主是殷王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妇好。这个遗址共出土玉器755件，另有一些穿孔玉髓子圆片及玉器残片未计入内。这批玉器中的约三百件先后经由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家鉴定，初步结果是，其中有青玉、白玉（内有极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糖玉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白玉，青白玉很少，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上述玉料按现代科学分类均属软玉。软玉是透闪石和阳起石的隐晶质，致密块状集合体，有光泽，略透明。和田玉既可开矿挖掘，也可以在河谷内采集。开矿所得的，文献上称山料，在河谷内采集的称为籽玉。这次鉴定的青玉中，有一些带玉皮和“石根子”，玉心部分精料并不太多。推测当时除采集籽玉外，也可能采掘接近地面的玉矿。
1949年前李济曾鉴定殷墟出土有刃石器444件，其中有玉7件，他认为它们不像于阗玉，也不像西南玉，都是南阳玉。韩斯福（S. Howard Hansford）也曾考虑“台北中央研究院”博物馆内殷墟出土的玉象的质材是南阳独山玉。但夏鼐已指出，李济的论文既“没有说明南阳玉在矿物学上是什么矿物，同时似乎也未经科学鉴定”。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等3位学者提到，殷墟妇好墓中有40余件玉器，“其中多数与现在辽宁岫岩玉接近，少数与河南南阳玉接近，极个别与新疆和阗（田）玉相似”。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否认妇好墓中有和田玉。岫岩玉与和田玉属于不同的矿物。组成岫岩玉的主要是蛇纹石。按上述300余件妇好墓玉器的鉴定结果，与这些过去的鉴定恰恰相反，只有3件嘴形器质地近似岫岩玉，另有一件玉戈，有人认为像南阳独山玉。
中原人喜用和田玉的传统，至汉代也没有改变。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培善在研究满城金缕玉衣时，对玉衣的玉质进行了化学分析，断定不是岫玉而是软玉。当他把化学分析结果同已知产地的软玉比较时，又发现很像和田玉。由此推测出玉材可能来自新疆和田。由此我们可知，古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这种玉石贸易，必定是十分频繁的。
先秦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尚不足以支持人们对黄河源作科学考察。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探索了“黄河重源说”产生的原因。笔者打算补充的是：古代携玉来中原贸易的西域人和中原赴昆仑的采玉人，一定对自西向东流淌的内地的黄河和西域的塔里木河产生过某种联想。古代西域最著名的玉石产地是于阗，从汉代把阳关一带称为玉门这一点推测，当时的玉石之路取道于河西走廊。英国学者贝利已注意到“玉门”这个地名，与古代于阗与中原的玉石贸易线的关系。取道河西走廊，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是中原和于阗之间往来的最便捷的路线，而又恰恰偏离黄河源。我们推测，古代人类简单直观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把眼前的自西向东奔流的域外大河，与自己故乡的那一条朝同样方向流去的大河联系起来，自然地产生塔里木河和黄河是同一条河的概念。此乃前引《水经》“河水昆仑虚，在西北……出取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之所本。
笔者认为，昆仑之玉主要指于阗玉。估计当时往来于途的采玉携玉人，多沿塔里木河的南源于阗河谷行走或泛舟。故而古籍中一再说黄河导源于昆仑之丘，即《汉书·西域传》提到的“多玉石”的于阗南山。塔里木河有两条主源，其一是前述之于阗河，其二是今叶尔羌河。从玉石贸易的角度看，古人的河源乃指于阗河。叶尔羌地方出玉一事，估计汉代以后才广为中原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