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东教授撰写弁言、题解的《德育鉴》版本，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翟奎凤根据多种版本作了点校和注释，并在附录中对全书所涉名儒做了简介。这是一个更适合现代读者阅读的《德育鉴》版本，强调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德性修养和励志修身之本，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在当下非但没有过时，意义反而更加彰显。
刘东教授在《德育鉴》弁言中说：“语境虽有所迁移，外在的物象亦大有变异，可自己的内心依然如故，而价值追求更是未稍动摇。”借着为《德育鉴》撰写题解的机缘，刘东教授在《德教释疑》中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比如有无公德与私德之分，“为己之学”为什么反而是成己之学，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修己与待人的区别何在，道德要不要形上预设，怎样才算是知行合一，等等。梁启超选编的《德育鉴》原有一篇例言和六章正文，共七个部分。刘东为各章分别撰写两篇“题解”，以联系当下特定的复杂语境，对于诸多疑难问题进行解疑，作为青年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导引，也有助于读者更深刻理解《德育鉴》之精髓。
《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是刘迎胜教授在长期深入研究我国古代与亚洲文明之后，将诸多学术研究成果收集、整理，最终编纂而成的。本书内容主要包括徙多河考、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早期的察合台汗国、古代东西贸易中的中国陶瓷、中国古代图籍中的亚洲海域等十二章，可以帮助读者对亚洲文明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书中还大量引用了翔实的史实资料，在为研究结论提供充分佐证的同时，也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一领域的宝贵财富。
精彩试读：
《山海经》卷2《西山经》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又曰:“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河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尔雅》释水:“河出于昆仑虚，色白。”汉武帝初年成书的《淮南子》云:“河水出昆仑东北陬”，“河水九折注海而不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
张骞凿空以前，中原与西域已有往来。先秦中国对西域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采玉有关。成周之会，莎车、月氏等以橐驼、白玉等物为献。夏伦教授（Gustav Haloun）早已注意到史籍所记公元前4世纪月氏向中原贡玉事。《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西行云:“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穆天子至昆仑之丘的“珠泽之数”时，当地人“乃献白玉石”。同书卷2、卷4又曰，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山海经》称，昆仑之西“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又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1976年对殷墟5号墓进行发掘，墓主是殷王武丁的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妇好。这个遗址共出土玉器755件，另有一些穿孔玉髓子圆片及玉器残片未计入内。这批玉器中的约三百件先后经由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家鉴定，初步结果是，其中有青玉、白玉（内有极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糖玉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白玉，青白玉很少，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上述玉料按现代科学分类均属软玉。软玉是透闪石和阳起石的隐晶质，致密块状集合体，有光泽，略透明。和田玉既可开矿挖掘，也可以在河谷内采集。开矿所得的，文献上称山料，在河谷内采集的称为籽玉。这次鉴定的青玉中，有一些带玉皮和“石根子”，玉心部分精料并不太多。推测当时除采集籽玉外，也可能采掘接近地面的玉矿。
1949年前李济曾鉴定殷墟出土有刃石器444件，其中有玉7件，他认为它们不像于阗玉，也不像西南玉，都是南阳玉。韩斯福（S. Howard Hansford）也曾考虑“台北中央研究院”博物馆内殷墟出土的玉象的质材是南阳独山玉。但夏鼐已指出，李济的论文既“没有说明南阳玉在矿物学上是什么矿物，同时似乎也未经科学鉴定”。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等3位学者提到，殷墟妇好墓中有40余件玉器，“其中多数与现在辽宁岫岩玉接近，少数与河南南阳玉接近，极个别与新疆和阗（田）玉相似”。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否认妇好墓中有和田玉。岫岩玉与和田玉属于不同的矿物。组成岫岩玉的主要是蛇纹石。按上述300余件妇好墓玉器的鉴定结果，与这些过去的鉴定恰恰相反，只有3件嘴形器质地近似岫岩玉，另有一件玉戈，有人认为像南阳独山玉。
中原人喜用和田玉的传统，至汉代也没有改变。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张培善在研究满城金缕玉衣时，对玉衣的玉质进行了化学分析，断定不是岫玉而是软玉。当他把化学分析结果同已知产地的软玉比较时，又发现很像和田玉。由此推测出玉材可能来自新疆和田。由此我们可知，古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这种玉石贸易，必定是十分频繁的。
先秦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尚不足以支持人们对黄河源作科学考察。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探索了“黄河重源说”产生的原因。笔者打算补充的是：古代携玉来中原贸易的西域人和中原赴昆仑的采玉人，一定对自西向东流淌的内地的黄河和西域的塔里木河产生过某种联想。古代西域最著名的玉石产地是于阗，从汉代把阳关一带称为玉门这一点推测，当时的玉石之路取道于河西走廊。英国学者贝利已注意到“玉门”这个地名，与古代于阗与中原的玉石贸易线的关系。取道河西走廊，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是中原和于阗之间往来的最便捷的路线，而又恰恰偏离黄河源。我们推测，古代人类简单直观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把眼前的自西向东奔流的域外大河，与自己故乡的那一条朝同样方向流去的大河联系起来，自然地产生塔里木河和黄河是同一条河的概念。此乃前引《水经》“河水昆仑虚，在西北……出取东北陬，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之所本。
笔者认为，昆仑之玉主要指于阗玉。估计当时往来于途的采玉携玉人，多沿塔里木河的南源于阗河谷行走或泛舟。故而古籍中一再说黄河导源于昆仑之丘，即《汉书·西域传》提到的“多玉石”的于阗南山。塔里木河有两条主源，其一是前述之于阗河，其二是今叶尔羌河。从玉石贸易的角度看，古人的河源乃指于阗河。叶尔羌地方出玉一事，估计汉代以后才广为中原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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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为《德育鉴》撰写题解的机缘，作者在本书中一气呵成又多所发明、自成一体地解答了一系列极为关键且迄今尚未厘清的儒学难题，比如有无公德与私德之分、“为己之学”为什么反而是成己之学、心学比理学强在哪里、修己与待人的区别何在、道德要不要形上预设、怎样才算是知行合一，等等。本书既承袭了梁启超从《新民说》到《德育鉴》的转向，也发挥了作者在《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中的主张，从而在“有限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回应着国际学界有关世俗主义的最新论辩，重返了孔子早在轴心时代就已提出的最独特又最具普遍意义的“人生解决方案”。
主 讲 人：刘迎胜 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教授 讲座时间：10月21日（周五）15:00
内容提要：当代海外对中国最常见的称谓是来自于国号“秦”的China（英文与德文，在法文中作Chine）。从梵文与古代伊朗语对中国的称谓Čīn和阿拉伯语里中国的名称al-Ṣīn，可略见其传播过程，但它并非唯一古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称谓。中国地域辽阔，古代与西方的联系有陆海两途，域外民族获知中国的名称也因外传渠道不同而有异。古希腊人原先把中国称为Seres，应源于汉语“丝”，由陆路传去。后来欧洲人又通过海路知道东方有大国名曰Thinai，位于Seres之南，但却一直不清楚它与此前所知的Seres就是同一个民族。12-13世纪，随着辽在北方的崛起，契丹作为中国的指称也沿欧亚草原向外传播，当代东斯拉夫民族对中国的称谓Китай（俄、乌克兰、保加利亚）就是其遗留，而英语的Cathay也是同一个来源。由于海道与陆路的分割，马可波罗以前欧洲人一直不知道“契丹”与“马秦”（Maha Chin）是同一个国度，这个疑问直到明末利玛窦入华后才算消解。本报告所聚焦的则是另一个中古时代沿陆路西传的中国名称“桃花石”。
